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推到全新高度，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国内需求，特别是民间消费需求，别无旁代。

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则地区和民族矛盾会出现。进入 周天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展方式 。

1、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三是工业体系在标准化方面水平也还很低，国内产业标准建设方面也滞后，在对外贸易中，常常被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体系所阻碍，出口竞争的标准竞争力较低。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偏差和扭曲。从表1的结构比较看，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上面三次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3、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和扭曲。这样的例子已多次见诸报端。

但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在少数。收费畸高困扰着有三千多万从业者的公路运输业，他们要么合法缴纳各种路费而亏损倒闭，要么采取各种违法手段超载降低成本。一系列举动，令原本确定的再审程序发生了变化。进入专题： 收费公路 。

如浙江省公路建设的银行贷款高达1400多亿元，占85%以上。2020年前，中国还将建设大量高等级公路。

他在短信中几次对记者表示谢谢关心。而到2010年底，中国建成的高速公路已达7.4万公里左右，仅次于美国;数据显示，美国和日本都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高速公路网，而中国只用了一半的时间。2008年2月，国家审计署就将首都机场高速收费定性为不合理，但不违法违规。他指出，公众在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中被边缘化，才导致公路变成私路，导致各种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政策扭曲和制度变异。

按照那份合同，车辆挂该支队牌照需支付两人120万元，另给下汤收费站两名站长每月5000元。该高速公路自1993年至2005年底收费已达32亿元，预计其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他说免职还不算严格行政处分，撤职才是。为什么说没有收费公路政策，就没有中国交通现状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钱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达收费公路政策曾促使中国交通建设飞跃式发展，但同样给中国人带来了全球最多的收费路段和最高的物流成本。

依照法律，上下级法院不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监督的审级关系，上级法院无权插手下级法院的人事和管理，无权直接撤销或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结果。《人民法院报》17日报道称，省高院作为审判监督的上级法院，监督指导不力，向省委、省委政法委写出检查报告。

河南高院的思路，仍然带有上级法院干预下级的任免、处分和管理权的态势。审计署2008年的报告显示，在被审计的18个省份8.68万公里的收费公路上，不仅有违规设置的收费站158个，通过违规设置收费站、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231亿多元，并且有12个省份的35条公路收费期过长，收费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价公路。

反省收费公路政策已到其时。几度沉默的间歇，他反复对记者说同一句话，咱还是把电话挂了吧。贾元华指出，因为这样不仅能还本付息，还有盈余，又何必花自己的钱呢?除了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外，收费公路政策背后还存在利益博弈和资源配置上的考虑。如果取消公路收费，用本地的钱修路，让外地车免费通行，地方政府就会明显缺乏动力，这在有利益冲突的区域间特别明显。发生错案需要有明确而合法的处理规程，比如赵作海一案，一个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立案再审、取保候审、撤销原判决，从容平等商讨国家赔偿，这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全球最高的物流成本2008年10月，一张题为《山西某部收费站组成天罗地网》的图片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市县的收费站。

提到此番高院作为，该高院人士突然打住了话题。其中奥妙，就在于还贷公路与经营性公路的区别。

重磅罚单砸下，平顶山中院沉默了河南高级人民法院闪电问责平顶山中院，引起司法界热议据熟知河南司法系统的人士透露，事件令河南省委高层震怒，河南高院也在第一时间关注案件，并积极介入案件。继云南之后，江苏、四川两省也分别于2009年6月、2010年10月规定，对于严重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行为，可以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他强调省高院的介入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很正常的事情，积极应对社会关切。最受质疑的是河南省高院对法官们的处理。

张立勇院长亲自主持连夜召开的两个会议，省高院审委会和党组会。与我国几乎全部收费的7.4万公里高速公路不同，2003年美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为9万多公里，其中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约占8.8%。媒体们随即开始围绕合同展开调查，舆情再次汹涌。经济学家茅于轼曾撰文指出，公用事业(2068.692,7.70,0.37%)的收费标准应尽量做到政府不补贴，也不多赚钱。

问责风暴骤然而至1月11日河南平顶山天价高速收费事件爆出后，汹涌的质疑涌向平顶山中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评价，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勇气可嘉。

对侯晓宏，高院的解释是责令平顶山中院依照法律程序提请免去侯晓宏刑一庭庭长职务，而对任建军，经商平顶山市委同意，对其停职检查。王锡锌教授认为，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公路如何建、收费站如何设都做了明确的限制，只要做到信息公开，让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使其获悉公路的选址理由和修建成本，确保收取的费用仅用于还贷而不得挪作他用，并遵循法规对收费有效期的限制，许多收费站就会不复存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滥收费、乱收费的情况。

多数民众对收费公路是认账的，王锡锌教授说，地方并非不可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而公路收费乱象的根源并非收费还贷，而是收费还贷变成了幌子，变异为与民争利的掠夺，成为地方和部门追逐利益的提款机。已有多年司法研究经历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法院怎么能这样处理下级法院呢？他说，从程序上来说，眼下还不能说是错案，必须将审理程序结束之后，才能认定它是错案，才能追究相关审判人员的问题，如果自首者说了假话怎么办？北京律师浦志强质疑省高院介入的合法性：平顶山中院已提起再审，高院没有理由如此介入并处罚法官，案件终审原本不在河南省高院。

错案法官该如何追究责任？河南高院也作出检讨。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普通公路收费站接近200个，政府还贷性二级公路收费站157个。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犯罪更为切合，它的最高法定刑只有七年。但建成收费三年多后，该公路的性质自觉转为经营性公路，并重新核定了30年的收费权。

当晚，位于郑州金水路的河南省高院酝酿了更大的行动。多年以来，官方一直强调收费公路政策对中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遍布全国的设卡收费公路，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拦路虎。2008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收费公路里程已达18万公里，相当于高速、一级和二级公路总量的55%。

从媒体报道来看，收费公路和其主管机构的管理人员，也是出事最多的行业之一。广东的改革实践引起了蝴蝶效应，1984年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允许通过集资或银行贷款修建收费公路，并对通过收费公路(桥梁、隧道)的车辆收取过路过桥费，用于偿还贷款。